全国政协回忆录专刊《纵横》1986年第四期刊发了一篇《冰雪在阳光下消融——原国民党将领改造生活记》，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的：“一名叫周元圣的死硬军官，被俘后经常吵架骂人，不仅自己时常寻找着逃跑的时机配资炒股门户，还怂恿其他战犯暴动出逃。有一天夜里，他独自跑到院中大喊大叫：‘大门打开啦，赶快逃跑呀，大家快冲啊！’他一边喊，一边向警卫冲去。还有一个叫姜湘龄的拒不服法，动辄叫骂声声。同屋的人责备他几句，他竟心存怨恨，夜持斧头，砍伤两个熟睡者的脑袋，致使一人死亡，一人重伤。当然，这些带着花岗岩脑袋想去朝拜上帝的人，也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应有的下场”是什么意思大家都懂，更多的战犯则在十年到二十六七年的学习改造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而且大部分都在全国政协或各省政协开始了新的生活和工作，其中比较“顽固”的原第十二兵团中将司令黄维，还当选为全国政协常委。
当然，也有那么几个高级战犯虽然在学习改造中表现得还算中规中矩，但一特赦就露出了本来面目，有十个特赦战犯居然申请去台湾投奔老蒋，其中有几人吃了闭门羹也没有回来，这其中就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周养浩，和大家不太熟悉的王云沛——大家对王云沛了解可能不太多，但要提起“从海里捞出来的少将”，可能就有人会微笑着想起一段往事了。
战败被俘，在蒋军将领中简直是再寻常不过了：辽沈战役有二百零九个将军被俘或投诚，其中中将二十三个、少将一百八十六个，淮海战役，少将以上高级将领被俘一百二十四个，还有二十二个投诚。
原军统局总务处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在《战犯改造所见闻》见了很多“高级同学（战犯互称同学）”：“我掰着指头数了一下，仅黄埔一期毕业的，就有杜聿明、宋希濂、黄维、李仙洲、范汉杰、曾扩情、刘嘉树、马励武、周振强、郭一予等十多人，而统率过几万、十几万乃至几十万大军的军长、兵团司令、总司令等，竟过百余人之多。”
沈醉说的宋希濂，被俘时任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中将主任，他原本是想举枪自尽的，枪口已经顶住了自己的脑袋，正要扣动扳机，却被警卫排长袁定侯一把抢了过去——直到被俘，袁定侯也没把手枪还给宋希濂，于是宋希濂被俘那一幕就比较搞笑了。
宋希濂在《我在西南挣扎和被歼灭经过》中回忆，他被俘不是一次而是两次：“我成了解放军的俘虏，但不到半个小时，十天来一直紧紧追击我的解放军某部，来到了南岸东南一带高地，因两岸的解放军事先没有联系，他们便向北岸射击，弹如雨下。我乘解放军无暇看管时，又带了几个人跑到一个庙里的楼上躲藏起来。两岸的解放军通过号音的联络，知道都是自己部队，误会消释了，北岸的解放军随即进行搜查，我们又被搜出来了。”
宋希濂的副参谋长陈康黎的回忆就比较有意思了：“解放军从佛龛帏帐后面，揪出一个穿灰衣的胖子，那胖子自称是军需官，结果被熟人认出，他就是第十四兵团司令官、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湘鄂边区绥靖司令部司令官、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川湘鄂黔边区‘最高决策委员会’主任委员宋希濂。”
宋希濂因为被俘的时候不太“体面”，所以被俘后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都很抵触改造，直到同为黄埔一期的“陈赓大哥”去探望并请他喝酒吃饭，宋希濂才改变了态度，但宋希濂没有想到的是他从佛龛后被揪出来，曾任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的文强在功德林又给他取了一个相关的绰号。
文强在《新生之路》中对宋希濂是持肯定态度的：“我看他长得肥头大耳、臂腿短粗，而且白白胖胖的，酷似洛阳龙门石窟中的一尊笑眯眯的佛像，便给他起了个绰号‘罗汉’。”
在诸多被俘蒋军将领中，宋希濂还算个“硬骨头”，第十二兵团第十八军军长杨伯涛则要搞笑很多，连他自己都承认，自己是跳河后嫌水凉又爬上来的。
杨伯涛在《黄维第十二兵团被歼记》中毫不讳言自己的被俘经过：“我知突围无望，过小河投身水中，我在没有没顶的水中感到水寒彻骨，便急忙挣扎上岸，走不到一百米，冲出一队解放军，上来两个战士将我左右挟住，急走十余里，到一个指挥部给我烧火烤衣。”
杨伯涛跳河的时候是大冬天，虽然淮海地区没有东北那么冷，但没有完全封冻却已结冰的河水还是奇寒彻骨，多日苦战身心俱疲的杨伯涛受不了那份寒冷，倒也情有可原，只是“嫌水冷”一事被他的“对头”黄维知道后，难免要冷嘲热讽一番，两人到死也没有消除隔阂，杨伯涛临终前还念念不忘“黄维是个外行”。
杨伯涛从河里爬出来，实际是个明智的选择，他蒙受解放军救命之恩，也确实知恩图报——杨伯涛在学习期间和特赦之后，写了大量回忆文章，《记解放战争蒋军的覆灭》《杜聿明将军》《陈诚军事集团纪要》《杨伯涛回忆录》，都是我们研究那段历史的宝贵资料，尤其是他领衔撰写的《美军战术之研究》一书，更是成了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很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其实细想一下，我们也不难理解宋希濂和杨伯涛当时的想法：死对他们来讲并不可怕，因为他们都是枪林弹雨中闯过来的，他们所担心的是作为一名俘虏会被折磨和羞辱——他们在蒋家王朝效命多年，难免有些以己度人。
宋希濂从佛龛后被揪出，杨伯涛自己从河里爬出，原国民党浙江省中将保安处长（一说原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少将副司令，不同史料记载不同）王云沛，则是被解放军从海里捞出，《冰雪在阳光下消融——原国民党将领改造生活记》一文描述了他的被俘经过：“当他在人民解放军包围下走投无路之时，把枪一丢，翻身跳进了波涛汹涌的大海。没想到杀身未能‘成仁’，竟被解放军战士从海里捞了上来。等他面色苍白、浑身湿漉漉地躺在地上，大口吸着清新的空气时，方知死也并不是那么好受。”
王云沛是在浙江洞头岛被俘的，跳海比较“方便”，与杨伯涛的主动爬上来不同，王云沛跳下去就没真正“上来”——他在1975年最后一批特赦后，依然坚持要到台湾去投奔老蒋，结果当时老蒋病重小蒋主事，一同想去台湾的王秉钺、陈士章、蔡省三、周养浩、王云沛、段克文、杨南村、赵一雪、张铁石、张海商等十人全都吃了闭门羹。
王云沛的妻子和儿女在台湾，他要上岛也无可厚非，真正让他心寒的是蒋家父子已经把他彻底抛弃，尽管他低调行事，自入港境即装聋作哑很少说话，但小蒋还是不批准他上岛，无奈之下的王云沛只好让妻子到香港见面——两人见面后申请去台被拒，申请去美同样被拒，只好在香港度过余生。
宋希濂感慨万分地回忆：“1949年，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是有生以来最不幸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死了父亲，死了妻子，打了败仗，由于几乎一切事情都不如意，感到心力交瘁，意态索然，觉得应该是自己生命的终结了，活下去还有什么意味！不，1949年，应该说是我有生以来最幸运的一年，应该说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经过党对我的宽宥和教育，使我认清了是非和真理，使我懂得了蒋集团失败的真正原因。这样，才使我没有带着花岗岩的头脑走向坟墓里去。”
古来艰难唯一死，战败被俘的蒋军将领成百上千，被俘时的表现也是“精彩纷呈”，有虚报假名的，有装疯卖傻的，有撒泼打滚的，还有跪地乞命的，老蒋要是把那些将领被俘的场景都看遍了，肯定会被气得活不到1975年，那么读者诸君看了这三个将军被俘时的表现，又会作何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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